寂寞依旧的平舆乡村

　　韩偏2006年结束了自己在郑州的生意回到了平舆，随后就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孩子上学。

　　在外出务工的农民中，韩偏属于那种既能干又聪明的一类人。当年出嫁后不久，由于丈夫外出打工当工头时遭遇老板拖欠工资，欠下了一笔债。她毅然决定南下广州靠捡破烂挣钱还债。两年后，不仅还完了债，还挣到了4000多块钱。然后她和丈夫一起拿着这笔钱到省城郑州去闯荡。他们在郑州的一个鞋业批发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做起了鞋的批发零售生意，几年下来，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随着鞋业批发市场的关门和孩子的长大，他们决定回平舆发展。现在韩偏在县城的步行街开了一家叫娅丽达的女裤店，由于善于打理，生意非常火爆。丈夫就在店里帮忙，孩子在县里最好的初中读书，他们一家就算安定了下来。

　　张劝学选择回到县城发展完全是因为他觉得目前县城里的生意和外面比并不差。他带了一个小施工队，承接楼房内粉刷的活。县城里雨后春笋般建起来的住宅楼带给这样的小包工头很多机会。而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外面干活。张劝学属于第一批农民工，1988年他就一个人跑到了天津打工。从拎泥巴、抹灰这样的小活开始，从小工变成了工头。他在天津一直呆到2002年，由于工钱一直不太好要，他又率领自己的小建筑队转战到了浙江。去年过年回家时他发现，平舆本身的机会也很多，就留了下来。“现在平舆，工人一天的工资平均为60块钱，在外面，工人一天的工资是80块钱。但是在外面还要承担路费、租房费等成本。”张劝学说。他认为现在外面民工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小城市的飞速发展消化了很多就业人口，把很多农民工留在了家乡。“以前是老板挑工人，现在是工人挑老板。”

　　由于有众多的，类似韩偏和张劝学这样的外出务工者的回归，平舆县城这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到处都在盖房子。房地产业的火爆程度不亚于那些一线城市，新房每平方米的均价从3年前的800元一路涨到现在的1200元。繁荣的房地产业背后是旺盛的购买力，而购房人群中大部分是这些外出打工挣了钱的农民。他们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让自己的钱保值，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自己的孩子在县城生活，享受这里的优质教育资源。

　　虽然已经在县城买了地，盖了楼，过上了城里人的日子。但张劝学打算老了之后还回到农村。“那里空气清新。种种地，搞点副业，也挺好。”韩偏也有这样的想法：“我喜欢闻着麦苗和油菜花的香味，在野地里跑。在农村，我感觉自由 。”

　　他们俩可能还意识不到，中国社会的城镇化已经由他们这样的进城农民开始悄然加速。

老人和孩子的乡村

　　河南省东南部，平舆县，郭楼乡。

　　赵兰英慢悠悠地穿过村间的小道，三月的阳光洒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村里空荡荡的，在屋前晒太阳的几个老人懒洋洋地和她打着招呼，孩子们都上学去了，青壮年的村民却很少见。这已经是农历正月的尾声，村子里身强力壮的男人和女人一过完年就迫不及待地离开家奔向城市，对于他们来说，不停地劳动挣钱才是获得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唯一方式。

　　去城市打工挣钱已经不是赵兰英应该考虑的事情，她今年68岁了，按照自己的说法已经是“半个身子在土里的人”。不过，她和自己72岁的老伴现在有着不能离弃的任务——给几个在家上学的孙子孙女做饭吃。

　　自出嫁以来，赵兰英就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活动范围最远只到6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市区，至今她还没有坐过火车。不过，平舆县虽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但交通还算方便，往西不远到驻马店有京广铁路，往东不远到安徽阜阳是京九铁路。于是，当南来北往的火车汽笛声开始惊扰这个中原腹地的小村庄时，城市的繁华和金钱的吸引很快就让赵兰英的儿女以及村子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了。

　　赵兰英病了，症状类似感冒，疾病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她要去村子旁边的集镇上看一看，那里有一个诊所。诊所的医生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现在有了政府颁发的执业执照。小诊所的设施和卫生条件都很一般，政府曾经承诺要给每个村里配备一个设备相对齐全的医疗室和一个医生，但现在看来，政策还没有落实到位。

　　医生决定给赵兰英输液，她躺在床上，开始念叨起自己的孩子来。人在生病的时候，总是显得孤独。赵兰英有五个孩子，三男二女。三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老大和老二带着老婆结伴去了广州的鞋厂，老三一般是去上海的建筑工地干活，但由于老婆刚刚生完孩子，就暂时留在了村里。两个女儿倒是嫁得不远，都在附近的县城里，她们隔三岔五都会回到村里看看，逢年过节还会接家里的两位老人去城里吃顿饭。“其实还是要闺女好啊！”她感慨。但在早些时候的农村，大家都想要男孩，因为男孩才有足够的力气来干农活。

　　没有候选人的村委会

　　赵兰英在床上躺了不一会儿，老伴就来看她了。老伴比她要忙一些，除了要照看儿子们留下的责任田，平时还喜欢打打麻将。对于这些农村的老人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输了一瓶药水之后，赵兰英坐在老伴的三轮车后面回家了。“幸好没什么大病。”她安慰自己。

　　“农民工进城后，养老问题就成了现在农村挺重要的问题。”郭仁说。他大学毕业后从最基层的乡干部一直做到了分管农业的副乡长。“现在没有农业税了，而且还有多种补助，比如粮食直补、农机补贴。农民生活不成问题了，但是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使得农村变成了空心村，老人和孩子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村委会搞选举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稍微有点能力的人都出去了。”

　　村委会搞选举的时候，都找不到合适的候选人。没有人愿意当乡干部，但乡村教师却成了香饽饽

　　郭仁所在的乡是双庙乡，由于地处偏僻，在平舆县也属于比较穷的地方。越是贫困，越需要寻找出路，这个地方的青壮年外出打工的尤其多。“看人家高洋店人这些年出去的都发财了。”双庙乡双庙村的张德民说。他的两个孩子都在深圳打工，一年每个人能拿回来七、八千元钱。高洋店人是他们的榜样，近些年这个与双庙乡毗邻的乡输出的务工者中涌现出不少资产千万的老板，他们在几个大城市做防水防潮工程做出了名堂，有的甚至承揽了三峡工程的一些项目。平舆县也沾了他们的光，被外界称为“中国防水防潮之乡”。

　　“种田还是不行。像化肥这样的生产资料一直在涨，粮价国家却一直在控制。每年吃吃喝喝，再除去耕地需要的钱和一些人情份钱，基本上就白干了。如果搞点养殖类的副业还行。”张德民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化肥涨价以后，一亩地连麦种带化肥的成本是140到150元，一亩地能收700到800斤麦子，然后以一斤7角多钱出售，能卖400到500元，一亩地才赚了300到400元。这还没算上人的劳动成本。

　　养殖户的烦恼

　　在郭仁看来，虽然现在农民的生活还算不错，但是也出现了很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些住在小集镇旁边的，搞养殖业的，比较富一些。”

　　1985年出生的王冰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农村，你很少看到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在街头晃来晃去。他没想出去打工，早早地结了婚，觉得呆在家里也挺舒服。最重要的是，在家里一年的收入比外出打工要多，而且还能照顾家人。王冰的父母很早就在集镇上开店，也许是因为受家庭影响较深，王冰很早就表现出商业上的精明。他不仅养猪，还开了一家澡堂。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用铁锹把煤送到澡堂烧热水的锅炉里。

　　王冰2004年开始养猪，但一直没有把规模做大。猪饲料上涨，猪价格不稳定，还要担心疫情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政府虽然大力支持小额贷款，但是能够享受这种政策的只是少数人。“真正需要钱的，反而拿不到这个钱。”他埋怨道。最近的猪肉价格上涨本来对他这样的养猪户来说是一件好事情，但政府的价格管制又给养猪户们上了一个紧箍咒。同时，猪饲料却一直在涨。“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些地方是这样做的：一个乡定几个成规模的养殖区。政府和当地信用社作担保贷款给养殖户，然后由政府出面统一采购猪娃和猪饲料，这样可以压低价格，猪养大后，再由政府组织出售给愿意出高价的买主。这样对于养殖户来说，风险就小，养猪有利可图，愿意养猪的人会越来越多，农民的收入自然就提高了。”

　　按照现在的环节，一只猪娃500元左右，饲料成本大概为750元，5个月后养到200多斤，以现在的行情能卖到1700多元，一头猪赚500元左右。而按照王冰设想的那种模式，他估计一头猪至少能多赚100元。

　　除了养猪和经营自己的澡堂，王冰还有很多闲暇，他买了一台电脑，并学会了上网。

　　当然，并不是王冰一个人对政府的服务表示失望。在郭仁看来，乡级政府为群众服务的力度确实不够。现在学农、学牧、学技的大中专毕业生进不到基层，这就造成了新知识新科技无法应用到农村，一些高产、回报率高的农作物，农民都种不了。“乡干部太辛苦了，大家都不愿意到基层来，一说调整干部，都往县城里跑。”

　　虽然河南省有万名大学生当村官，而且每年省里的选调生都会充实到基层，但真正能把一技之长和农村结合在一起的比较少。而且农村的发展确实滞后，相对来说生活条件比较差，很多农民出身的孩子读完大学也不会选择再回到农村。

　　教育，教育

　　没有人愿意当乡干部，但乡村教师却成了香饽饽。政府这些年在农村教育上的投资可谓巨大，老师们的待遇也有了显著提高。东皇庙乡南陈学校的老师黄红梅对记者说：“农业为主的地区出路本来就很少，相对来说老师是一个收入和地位都不错的职业。现在很多人排着队想到村里当老师，但是从2003年至今就再也没有新的编制了。”

　　黄红梅担心的是农村孩子的基础教育。“现在的留守儿童不太好管理。爷爷奶奶只管他们吃饭。孩子缺乏家庭教育。”也正是出于这种担忧，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选择了位于县城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孩子全天呆在学校由老师管着还是令人放心的。

　　陈金辉是农村长大的孩子，2005年河南大学会计系毕业后考取了省里的选调生，然后被分到平舆相邻的新蔡县做乡干部。他对农民教育观念的转变深有体会。河南是中国人口第一大省，计划生育问题曾经是这个地方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的强制政策，另一方面却遭遇了农民的抵制：“房子尽你扒，粮食尽你拉，不生男孩誓不回家”。双方的矛盾曾多次升级为暴力事件，然而随着农民教育观念的改变，这个问题已经在改变。陈金辉说：“从计划生育上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农民如果一胎是个男孩，一般就不会要二胎。他们知道养太多孩子没什么用，培养出一个就行了。孩子的教育不仅耗费精力，而且费用很大。”

　　陈金辉更看重教育的长期价值：“但我觉得民工荒对农村教育会有冲击，很多学校里的孩子现在觉得外面找工作容易，而即使大学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可能就会辍学打工了。”

　　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9717万的河南人中，71.1%是农村人口，2007年河南的外出务工人员一共有1974万人，是名副其实的农民工输出大省。　这1974万人在2007年挣回劳务收入1316亿元，人均年劳务收入达到6667元，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一半以上，打工经济已成为河南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决定农民工涌向城市的因素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二是城市对农民工的需求。 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农民工总数已达到2.1亿人。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虽然农民工已经融入城市的产业工人阶层，但是他们的“根”还在农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一个延续。

　　一方面，中国农民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冲破种种制度，克服种种困难，进厂打工，进城谋生，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的主角。另一方面，他们要时刻面对自己是农民的弱势身份，忍受异乡的孤独。大规模大范围的农民工迁徙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经济发展巨大的不平衡。数据表明，中国相对贫困的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和湖北六个省的农民工占了全国农民工总数的60%。

　　改变正在发生。随着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沿海产业向内地的转移，继珠三角出现民工荒之后，江西、安徽、河南等地区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这些传统意义上的贫困地区涌现出越来越多需要用人的企业，他们会“截流”一部分外出打工的农民。同时，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村环境的改善，不少农民工选择回到家乡创业。河南省的统计表明，在2007年新增的外出务工人员中，省内就业的人数达到119万人，首次高于在省外就业的人数。一个趋于平衡的经济体已现雏形。